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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杂谈] 刘东:王安石文集背面隐藏的“宋代安庆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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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4 天前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王安石(1021-1086)(图1、图2),江西抚州人,北宋著名政治家,他曾主持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,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。同时,他又是著名文学家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在中学课本上,我们都学习过他的名篇《游褒禅山记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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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:王安石画像

刘东:王安石文集背面隐藏的“宋代安庆”-2.jpg

图2:王安石画像

皇祐三年(1051)起王安石任舒州通判,前后三年。北宋舒州的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安庆市及辖县,州治在今潜山县。应该说王安石与我们安庆是渊源颇深的,如今天柱山下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还留存有王安石的刻石(图3、图4),其诗文集中也有很多描写舒州的诗篇。而王安石与舒州的“情缘”还不止于此,本文就来介绍一部宋代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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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: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诗文石刻(拓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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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: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中的王安石题记石刻(拓片)

一、《王文公文集》流传始末

集结逝者诗文刊印是古今纪念先贤的一种重要方式,王安石的文集,宋代刊刻并流传至今的有两种版本,分别是杭州本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和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。前者是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51),王安石曾孙王珏任两浙西路转运司时所刻,明代以后各版本的王安石文集都是以宋代杭州本为底本传承而来。而后者的龙舒本则在宋代以后湮没无闻数百年,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以国内和日本两处所藏宋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残本补足完整的100卷,再度出版刊行(图5)。也就是说宋版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,目前所知全世界仅有两部,而且都是残本(国内残本存72卷、日本残本存70卷),所幸的是除去重卷仍可得一部完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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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: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王文公文集》

关于这两部宋版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残本的流传与合璧颇有故事可说:国内残本原藏清代内阁大库,光绪年间,宝应刘启瑞与吴县曹元忠负责清理时,为刘启瑞所窃取,藏之于其家“食旧德斋”。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中有这样记载:“王文公文集一百卷,宋刊本……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(谨案:指宝应刘启瑞翰臣),家藏王文公文集……寮本(指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)缺七十以下各卷,此本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,正可补寮本之缺。余常言于东都耆宿,约异时寮本刊行,余当为作缘,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,以尽珠连碧合之美,无使盈盈一水,终古相望,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。”1931年前后,傅增湘先生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,反复商讨刘氏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合印出版之事。然而,不久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,合印之事也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62年才得以实现。此后,该书先后转入南浔、南通等地藏书家手中,之后为武进王南屏先生收藏。1985年,王南屏夫人房淑嫣女士将宋版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捐献给上海博物馆,从此化私为公,成为该馆重要藏品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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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:宋版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书影

从上海博物馆网站上公布的宋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部分书影(图6、图7),可以看到书页内钤有“宝应刘氏食旧德斋藏书之记”“宝应刘启瑞秘笈之记”“蒋祖诒读书记”“南通吴氏收藏书画印”“思学斋”等印章,从中也可以看出该书的流传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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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:宋版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书影

二、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更有乾坤

宋版古籍本就是世间珍宝,而这本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更有玄妙,该书900多页中有780多张书页的背面为宋人书简或公牍,属公文纸印本。公文纸印本,指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或私人书启等旧纸背面,进行印刷的古籍。这种风气始于北宋,盛行于南宋,元明时期均有。可以想见这是由于古时纸张的紧张,而出现的现象,当时人的无心之举,却给今人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

正是基于如此重要的文献价值,1985年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入藏上海博物馆后不久,古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即建议将文集背面影印,由古籍版本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作序,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《宋人佚简》为名出版,于是湮没于书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书简、公牍,终于公之于众。

而更值得我们安庆文史界关注的是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的内容也与舒州有关,包括南宋舒州官府公牍50余件和南宋舒州官员、文人的书简300余通。公牍中有关于南宋舒州及所属各县财政、税收、酒务等方面的文书(图8),如《舒州在城酒务造酒则例》《舒州衙西酒店须知册申闻状》《怀宁、太湖两县巡检巡捉私茶盐矾董荣谨具须知册申呈状》《桐城县务致舒州使府须知册申呈状》《舒州兵马司木朱记须知册申呈状》等,且有明确的落款时间,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)九月至隆兴元年(1163)六月。另外,这些公牍中还提到一些具体地名,如天庆观、兴化禅院、山口镇、许公镇酒场等,都值得我们结合地方史进行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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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8:舒州《衙西酒店卖酒收趁则例》局部(宋版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)

书简方面多为舒州知府向汮自己及与同僚们的信札,如向汮的《别易久怀札》(图9)、枢密使洪适的《啬调札》、兵部侍郎钟世明的《才猷济世札》、礼部侍郎吕广问的《铃斋清间札》、南宋名臣张运的《孟冬札》《赴镇札》《岁晏峥嵘札》等等,总共涉及60余人,其中见于史籍的人物就多达20余人,是研究南宋历史人物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,同时也是极好的宋人书法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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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9:舒州知府向汮《别易久怀札》局部(宋版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)

三、“龙舒本”与舒州关系考

1962年,中华书局影印出版《王文公文集》,前言中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根据原书版心留下的诸多刻工姓名,结合宋杭州本《临川先生文集》王珏跋文中所提到的“比年龙舒版行,尚循旧本”的记载,推定此宋刻本《王文公文集》应为龙舒本。并说:“龙舒即今安徽舒城,宋时属淮南西路庐州,南与舒州接壤。”认为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为南宋舒城县刻印。

赵万里先生“龙舒即舒城”的看法,是基于宋代一些地理志的记载,如《元丰九域志》有载:“舒城,古龙舒也。”但实际上,龙舒县只是汉代的一个古地名,宋代时早已消失。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汉龙舒县,地属庐江郡……舒城,开元二十三年分合肥、庐江二县置,取古龙舒县为名。”可知:舒城县为唐代开元年间所设,是从合肥县和庐江县各划出一部分组合而来,与龙舒县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。“取古龙舒县为名”只能说明舒城县之“舒”字取自于古龙舒之“舒”,古龙舒可能只是在舒城附近,或范围更大一些。

所以,后来的研究者对“龙舒本为舒城县刻本”提出不同看法,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先生在《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(之一)》一文中,以该书背面的一则太湖县知县信札内容“龙舒五邑,唯敝邑极难料理”,结合当时舒州辖下有怀宁、桐城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五县,分析认为:“南宋初人以舒州为古龙舒地,并无疑义。”

不仅如此,笔者还发现在安庆地区出土的宋代墓志中,也有“龙舒”二字出现,如1963年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(1087)吴诠(字正臣)墓出土的墓志中记有:“世为龙舒松滋邑恭化乡许田人也”,龙舒、松滋均为古地名,这里显然代指当时的舒州宿松县。看来文人好以古地名代指当下地域,是一贯的传统,以显示文化传承,又如明清以来“皖江”常代指安庆,直到今天亦然。

而且,宋龙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背面书简和公牍,几乎每一页上都钤有“向氏珍藏”印,结合书简内容多为舒州知府向汮与同僚们往来信札的情况来看,这批书简和公牍应为向汮所有,刊印《王文公文集》时,利用了这些书简和公牍的背面作为印纸。这进一步增加了龙舒本为宋代舒州刻本的可能性。再者,王安石曾在舒州任通判三年,南宋舒州人为纪念王文公而刊印他的文集,非常符合情理。

四、余论

南宋绍兴十七年(1147),朝廷在舒州设立安庆军,此为“安庆”得名之始;庆元元年(1195),舒州更名为安庆府;嘉定十年(1217),知府黄榦建安庆府城(今潜山县),今年正好八百周年。

深入了解宋代舒州、安庆府的历史文化,有赖于更多新文献史料与出土材料的发现。本文抛砖引玉,期待安庆建城八百周年的良好契机,地方文史界更多关注宋代的安庆,延展皖江历史文化研究的时空长度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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